蛋形蜗居的搬走蜗居?

对于北京，印象深刻的有“一蛋一巢”，蛋是国家大剧院，巢是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这“一蛋一巢”共同孕育孵化了现代城市光鲜的文明。不过，透过北漂青年的“蛋形蜗居”，却让我们洞见城市繁华背后的苍凉民生，让人难以“蛋定”。尽管国运日渐昌盛，但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蚁族、蜗居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反映的正是民生多艰、底层难以向上流动的窘境。作为蚁族文化的符号，唐家岭已在城市拆迁中化为记忆，但是蜗居文化却并未因此消亡。无论是集装箱蜗居还是蛋形蜗居，一方面体现的是底层人群的坚毅；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底层的困境依旧不容忽视。北京的冬天寒意逼人，而“蛋壳”里的生活更是让人倍感苍凉，难有温暖可言。戴海飞乐观地称很享受“蛋壳”里的生活，但是“享受”的背后充满几许无奈、几许挣扎，个中的辛酸恐怕会让不少人感同身受。他们的坚毅和乐观固然令人心生敬意，但背后的挣扎社会却不能视而不见。“蛋形蜗居”里孕育的不是幸福，而是被扼杀的理想和青春。光鲜的城市，却生下了蜗居的怪蛋；缺乏民生体温的蛋壳里，囚禁的是幸福和理想。面对蛋形蜗居，我们不能继续“蛋定”下去，而应让幸福和理想在民生的“春天里”顺利地孵化。民生的温度才能孵化出百姓的幸福，民生的暖阳才能驱散光鲜背后的晦暗和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