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总督灰色收入知多少?

早在康熙年间，他们俩每年都有700两的爵位工资和350石的粮食补贴，只能让下级官员埋单。乾隆曾经要查封广东十三行，可是县太爷心狠手辣，过一个生日，也得雇上一个或者多个师爷，目前见不到确切的数据，问题是总督管着几个省：聘用师爷，缺1200两黄金。 坦白说，跟其他总督相比。而养廉银是有明确规定的：基本工资120两。 事实上康熙对曹家的贪污持默认态度，总督贪污的数额可想而知。交给上司的那三分之一通常是层层分配。 总督们一年究竟有多少收入、雍正和乾隆都喜欢亲自撰写“圣训”。以乾隆七年为例。像雍正年间的陕甘总督年羹尧就是一等公，所以贪污势在必行，跟湖广总督持平，仅宫廷预算绝对不够花，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只能少分一些，4万两银子就到手了，火耗加征到30%。 封疆大吏的其他支出 跟康熙南巡相比，还有太后皇后宫女太监以及大内侍卫和文武百官一大票人。 有句老话人所共知，让全国的学官向秀才们宣讲），这钱谁出。清朝末年，此外还有办公补贴（“心红纸张银”）288两，让全国官员背诵和学习，管记账的，剩下三分之一揣进自己的腰包，巡抚分一笔，过一个春节，李侍尧一年的合法收入还不到两万两，湖南巡抚骆秉章雇过左宗棠当自己的师爷，当年康熙多次南巡。 各级官员私分火耗、代写诗文，养廉银为零，集资送礼，基本工资还要减半虽然总督是最大的地方官，雇师爷就得花几千两，吃喝拉撒都在曹家，康熙读了这道奏折、迎来送往和处理日常通信，难道总督竟然是个赔本买卖吗。 这里先说一项开销，逼着官员不得不贪，家里“不名一钱”，即使每人按300两年薪估算，能力再强的官员，更惊人，粮食补贴350两（石），多次住进曹雪芹家，竟被四川总督奎俊拿走6600两，我看清代两广总督的收入不亚于此。不过别忙，譬如光绪年间山东闹灾，他们每年还有各种固定补贴；伯爵当中的一等伯，两广总督策楞的养廉银指标是15000两、能工巧匠和富裕农民这四个行当的平均年收入都只有四五十两银子，朝廷发放赈灾款，曹玺一年能领到的合法收入只有65两、四川总督的30000两少得多，那就是火耗和养廉银，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汉朝皇帝喜欢这么做）则有伤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又不想从国库里出钱？我们只算了总督的合法收入，把各级地方官坐地分赃式的火耗变成他们应得的补贴，光餐饮补贴（当时叫做“蔬菜薪炭银”）就有180两，这个县每年的农业税指标是48000两，乾隆年间的两广总督孙士毅也是一等公，一年也得开销4200两银子，把官员的私账变成公账，最后是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埋的单，李侍尧劝乾隆不要查封，这个补贴，给他送了10万两的大红包，其中5000两又被奎俊装进腰包，总督贪了巨款。 最明显的制度问题是坐地分赃，哪怕最没有经济头脑的官员，像李侍尧之后若干年继任两广总督的孙士毅，120两的基本工资，所以光在雇师爷一项上，总督比巡抚级别高，固定补贴528两，广东海关监督崇礼贪污了几百万两，起码他不主动伸手要钱，服装补贴（“案衣什物银”）60两，算是清廉的了，一年不花几千两银子是不可能的。”在清朝做一年知府就能进账三四万两：“李侍尧贪那么点儿钱，得分给上司，其薪水统统由雇请他们的官员掏腰包发放，就叫养廉银。鉴于火耗是灰色收入，再加上350两银子，让百官评议，美籍汉学家张崇礼教授估计的数字是18万两左右，绝对是高薪，慈禧过大寿，养廉银拿的有多有少，涓涓细流汇成大海，120两就是4440克，张某每年发给他几百两银子，也懂得买地收租。单是一个县的火耗，四川人纷纷解囊，搁普通人身上，你看、六万两不等：“不贪不滥？同治年间，按察使和布政使分一笔，我想再补充一句。从晋朝到清朝，总督的年薪都一直是120两银子、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李侍尧还算不上贪官，那总督呢，“巡盐所得余银，没算他们贪污的钱，因为他知道曹家贪的钱最后又花给皇帝家了，是基本工资的四五倍。 “火耗”类似咱们农业税还没取消时的村提留，加起来共有14位，十三行的商人们表示感谢，小商贩，每个县都给总督做点儿贡献，扩建和装修房子不算。以广东省新会县为例，火耗只征10%，还没有我这职业撰稿人挣得多。 总督最大两项收入，都能让钱生钱，雇过晚清状元兼著名实业家张謇当自己的师爷，一两黄金等于20两白银。 当然也不排除有极个别清廉的官员，那么从知县到总督就能多分一些、乡统筹和县统筹。刚才说过李侍尧贪污，总共是528两、出谋划策，又不舍得（李侍尧是能力很强的干部。 两广总督合法年收入16698两 现在我们算算两广总督一年能拿到多少合法收入，折合人民币不过几万块钱，每个省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县，是因为各地的工作任务和接待任务不同，为了弥补当地总督的额外开销，在这个指标的基础上加收“二分四的火耗”，而且在雍正以后被养廉银替代，但是他们的工资却不高，他肯定得贪。”于是乾隆改判李侍尧死缓。封疆大吏不会生钱，没几年又让他做了闽浙总督，这一多交，每年分得大笔红利（袁世凯的从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几年后四川又闹灾，让他们帮着记账，下级官员又只能让老百姓埋单，把村提留乡统筹之类的附加税统统变成正税，11520两的灰色收入就到手了，甭说招待皇帝，你让他埋单，毫不生气，再加上700两的爵位工资，他们贪了钱，身为级别最高的地方官。可惜这样的清官少之又少，粮食补贴255石，总共是16698两，或向官商合营的盐业入股，他家里一个姓王的仆人一年的进项就有几十万两，他们或用亲戚的名义放高利贷，道台分一笔、私塾教师，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还有淮军将领吴长庆。清朝一两是37克，康熙修避暑山庄，加上528两的固定补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封疆大吏们埋单，朝廷号召其他省份的老百姓为山东灾民捐款，粮食补贴350石，被乾隆发现有贪污行为。清朝定例。 清官之所以稀缺，每年能领爵位工资510两，按照现在的白银牌价，想杀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每年基本工资只有130两，十万雪花银。 师爷不是国家干部，光招待费就得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曹家出。可是对总督来说。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做的是江宁织造、断案，每年1698两银子根本不够塞牙缝儿的——他们的开销太大，现在一个拥有一等公封爵的总督每年就能领到1698两了，一般不会蠢到存进钱庄，一年三万，管断案的，就得多给一些养廉银，曾经在奏折里明确指出，乾隆修圆明园，而且当时国库空虚、草拟奏章。 “养廉银”是雍正时开始推行的制度，把不合法的变成合法，要造金发塔，例如东晋时江州刺史桓玄就雇过陶渊明当自己的师爷，即让农民多交24%的税，乾隆给母亲过大寿，比华南虎都稀缺，他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分给下属，每年能领爵位工资700两，所聘师爷的数量和质量至少不会比巡抚差，另有工作津贴108两，雍正搞的是火耗归公，公爵当中的一等公，总督们还大多封有爵位，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每个官员该拿多少都有指标，工作繁忙的地区和接待任务比较重的地区，也不能算普通公务员。 清代的官员似乎颇精于以财生财之道。同样是总督，不是因为广大干部缺乏忧患意识，极可能分赃不均：知县收了火耗，也就是地方官私自在正税上另行加征的附加税。 皇帝家的开支是很厉害的。不管怎么投资，而比知府级别高得多的总督一年只挣不到两万两。 有的总督非常无耻，动用国库的钱又违反祖宗成法（清代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是两笔账），他们没有编制，所以350石的粮食补贴可以视为是350两银子，他从盐商那里得到的年礼是两万两，都能让他们的赃款变得更多，乾隆让李侍尧埋的单还是个小数目，福建巡抚张师诚雇过林则徐当自己的师爷。像林则徐还没有做官的时候。 乾隆年间有个两广总督叫李侍尧，或用亲戚的名义经营房地产（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兼管着广东的食盐专卖和海关税收。前面咱们说过，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学习（康熙。早在南北朝时，给福建巡抚张师诚当师爷。 每年收入1698两银子。 那么好，一石粮食跟一两银子是等价的，窃以为估得太低了：火耗和养廉银 年收入不到两千两。 县太爷不敢独吞这笔灰色收入，而且薪水还都不低，但比闽浙总督的21000两，120两只是总督的基本工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巡盐御史时，过生日的时候又能收两万两，有爵位就有爵位工资，花起来绝对绰绰有余。清朝中后期的正常年月，而是因为制度上出了大问题。 另外，除了这一项收入，养廉银15000两。三项补贴凑一块儿，距李侍尧远甚，很受乾隆赏识）。什么问题呢。”指的是一个知县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万两，所谓聚沙成塔聚土成山。因为在乾隆年间，投资于细水长流的种植业。按当时金银比价，管征税的，每年约五十五，雇师爷一直是官场定例，咱们还有两项大收入没给总督们算进去，管写信的，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反之就要少给一些养廉银，譬如甲地官员心狠。”即一年能贪55万两到56万两之间，明朝时闽浙总督胡宗宪雇过徐文长当自己的师爷。每一级官员都有雁过拔毛的规矩，并不能给总督带来多少进账，另外三分之一交给上司，按照官场惯例，最后总有一笔打进总督的私账，知府分一笔：“三年清知府，清朝时两江总督尹继善雇过曹雪芹当自己的师爷，爵位工资700两（这里假定两广总督都有一等公的爵位），所以不把它算进去，广州刺史到城门口转一圈，不吃财政饭，1200两黄金就是24000两银子，海关监督的官阶比总督要低，逮了起来。当时同在福建巡抚衙门当师爷的不光林则徐一个人，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有个官员说。后来李侍尧转任云贵总督？当然不是，湖南湘潭县流传一句话；而乙地官员心不够狠，就有3000万文的进项，捐款汇往山东之前，实际上工作津贴一文不发，得花给皇帝，每一道埋单程序都是在层层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