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陋室铭》谈论铭文特点?

文字简约“铭”是古代刻于金属器具和碑文上用以叙述生平事迹的一些赞颂或警戒性的文字、寓意深刻押韵，后成一种文体。篇制短小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周人比商人更加重视礼制，随着铸铭之器骤然增多，铭文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不仅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书体风格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有着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如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内容，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可贵的资料可以起到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缺佚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及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长篇书史铭文的增加，所以这个时期称为铭文的长铭期。 周代青铜器铭文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是和周初时巩固统治地位和加强礼制建设的政治目的相关联的。作器铸铭，说到底其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他们利用大量铸以长篇铭文的青铜礼器，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赐命，传遗子孙后代。出土的青铜器中，用何尊、大盏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强调奴隶主贵族权威的形成，二是宗法制度的加强。西周早期的贵族大多因为是辅助文、武王伐商灭纣而有功于王室，随着周朝的建立，他们也被封侯授爵成为周的大权贵。 他们为了长时间地拥有这种能显示其地位和职务的优势，于是就把自己的功劳或祖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赐命铭文，铸刻在青铜礼器上。另外，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其内部稳定、巩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西周时代，王臣都是世官，靠祖先的荫庇获得地位和特权。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述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其宗族体系中的地位。正如《礼记·祭统》上说的“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7]。 为了便于阅读，铭文多铸在容易看见的器物内底等明显部位；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语句体例和用辞，颇为一致的格式和写法；在铭文读法和阅序上，已形成了从右向左或顺时针的读览定规。 从铭文书体上看，商代晚期和周初的书体常用“波磔体”：笔画粗大，间用肥笔，起止锋芒尽显。字体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如宝、宗、室、家的“宀”头两边斜行方折，或作形如侧视的屋顶的四笔书写；“贝”字的下两划在内部，相对向上或相连；“障”字所从的双手奉酉形，酉字上两竖划不出头；“其”字上两划与两侧划垂直；“于”字一般作繁体“”；“保”字上从“玉”；“文”字中间有心形；而文王、武王的专用字“文、武”多从“王”旁。 西周早期的书体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书法凝炼奇古、雄伟挺拔，结体使用肥笔，起止不露锋芒，字的大小因体而施，显得非常得体。以成王时期的何尊、康侯簋和康王时期的旗鼎、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大盂鼎铭共19行，291字，其铭文大字，端庄卓伟，瑰丽通奇，是成康之世铜器铭文中书法造诣最高的一品，它的拓本、摹本至今尚为书法大家所珍视。它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去克殷建邦，以及殷人朝野酗酒酿成丧师亡国的教训。 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有的遒劲中略带华丽，行气比较自由；有的则书写随意，不受通常严谨格局的束缚。从人形或以人、卩、斤、夨、页等为偏旁的字，以及有人肢体形状的象形字，都用肥笔突出描绘其形态，波磔现象也非常明显，故书法家称其为“波磔体”，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发展而成的。其它像王、炎、十等字也用肥笔。在一篇铭文中相同的字写法多不雷同，在其提捺轻重、形体大小等方面着意进行变化。这种铭文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作册大方鼎、昭王之世的召卣和令簋铭文。 第三种风格相对前两种来说是质相平实。字体平易古朴，结体不用肥笔，不露或甚少露锋。在西周早期这种书体为数不多，但它朴素大方、书写便捷的特点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书法演变的方向。器上的铭文以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为代表。 西周中期的铭文与西周早期有着很大的区别：流行无波磔、两端平齐似圆柱的玉柱体，亦称“玉箸体”。这种铭文字体规整，横竖成行、行款舒展、纤细柔美。有的还在范上划好方格，再在格内填字。 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向书写方向发展。穆王时期的许多铭文还保留着肥笔首尾出锋的现象，比较接近“波磔体”。共王以后完全脱离了早期的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通奇的气氛，而慢慢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字体结构方面，中期前段的穆王时期，“王”字下部显肥大；“宀”头两侧略有弧度地作锐顶耸肩；数字一至四的横笔前粗后细；“其”字头上仍作平笔；“”字的酉字上部的两竖笔多出头；“贝”字下两笔或在内或移在左右两笔的顶头；“于”字不再有“”形。共王时期的“公”字上两笔有的与口字分离。中期后段的“王”字下部肥笔不明显，甚至是没有；“宀”头均作弧肩圆折；“贝”字下两笔移到外边，或封口或不封口；“其”字顶上的两笔向两边斜杀；“”字所从的酉字上两笔由出头变成八字形，与口字分离，口字变圆或扁圆。 西周中期铭文的书体风格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存有西周早期的特点，即肥笔在字迹中依稀可见，运笔舒展，字体间架亦较自然，但早期那种瑰异雄奇的风格已经消失。以穆王之世的鼎、簋、登尊、登卣和庚赢卣铭文最为典型。 第二类就是书法家所称的“玉箸体”，是西周中期最流行的铭文书体。其风格质朴端庄，笔划无波捺，两端平齐似圆箸，它出现在共王时期，一直沿用到春秋中期。共王之世的墙盘、永盂、卫盉，懿王之世的师虎簋，孝王之世的大克鼎等铭文，都是这类铭文的卓越者。墙盘是共王时史官的礼器，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而整齐，笔势圆润而厚实。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界格，每格一字，共28行290字。 第三类书写草率，结构松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之世的伯鼎、伯簋，共王十五年趞曹鼎等铭文。趞曹鼎铭文不但字体草率、行款疏放，而且不到60字的铭文竟有3个衍文。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字体趋于规范，“王”字横笔划粗细均匀；“其”字头上的两笔斜杀，且出现了“丌”的写法；“宀”头行笔圆滑；“贝”字下部封口。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书体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字迹工整，书写便捷，笔道圆润，结构和谐。这种书体是中期第二类铭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是大篆最成熟的形态。以厉王簋、钟和宣王之世的毛公鼎铭文最为着称。簋是王室重器，铭文字形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比大克鼎的铭文更加厚实壮美。 第二类书法刚劲，笔势匀称，纵横成行，求工有意，字迹遹通茂隽，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即书法爱好者所说的籀文。春秋时期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以及石鼓文等都与这种书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以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 第三类与西周中期的书写风格相似，可以断定是从那时演变而来，其间架松散、书写草率，代表器物铭文是1975年陕西岐山出土的“此簋”铭文。 春秋时期，由于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各自为政，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铭文因此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其内容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西方秦国的文书体有着浓厚的宗周色彩，是因其在周人故土上的发迹，直接继承了周文化。春秋早期秦人即在宣王时的籀文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既富有观赏性，又有实用价值的新字体，其特点是方正瘦劲，书写方便。该书体的典型作品为宗妇鼎、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关东诸国则沿用西周晚期的大篆书体，变化较少。 南方诸国的青铜器铭文流行一种与东方不同的修长书体，系当时的书法高手所为，绝非一般书吏的手笔。有的笔画故作弧曲，书写松舒，如曾侯乙钟铭文；有的笔画纤瘦、书写随便，渐开草篆之端，如王孙诰钟、吴王光鉴铭文；有的字体修长、笔道刚劲、纵横成行、工整隽秀，如蔡侯尊、蔡侯盘铭文。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鸟兽虫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所谓的鸟虫书。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前期，奇诡多变，极难辨释。代表作品有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王子于戈等铭文。 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青铜器铭文异体朋兴，千姿百态，蔚为大观。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徐、许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文字繁简并用，书法清新秀丽，代表作品有素命镈、许子妆簠、王孙遗者钟等铭文；有笔划两端纤锐如针者，如陈曼簠铭文；有字形加装饰性肥笔者，如者钟铭文；有的犀利隽美，继承了素面镈铭文的优美形体，又吸收了陈曼簠铭文两端纤锐的特点，以及鸟篆的装饰艺术，如中山王鼎、壶铭文。[1] 衰退期 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衰落，礼制开始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的目的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铭文就更是少见。铭文的格式、内容，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字应用日渐广泛和携带方便的需求，铸刻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最终被当时通行的简册书帛所取代。[1] 编辑本段铭文格式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以后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模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一般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序化成了铭文布局的特征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有了一定体式比较自由的记述。把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12种，[1]分别叙述于下： 徽记 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最初格式就是徽记，其作用是为标识器主。徽记分为繁与简两种形式。简式只刻画有作器者的族徽，或记录作器者的族名、官名、私名，如“妇好”，多见于商代，周初发现渐少；繁式出现在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繁式既有作器者的称谓，又有叙述语，以标明器名、用途、存放地点等，如“伯作鼎”、“吏从作壶”、“中作旅簋”、“帝小室盂”等，有的还有传遗子孙后代的期冀吉语，如“虢叔作施旅松，其万年永宝”等。繁式里还有省掉作器者称谓的，如“作旅鼎”、“作宝用簋”等。[1] 祭辞 祭辞是指纪录祭祀的格式，也有繁简之分。简式记被祭对象的名字，如“父甲”、“母戊”、“祖己”等，流行于商代晚期到周初，繁式流行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繁式记录得比较多一些，如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祭祀对象及器名等。有族或族名者如“戈父己”（鼎铭），有私名者如子申鼎铭“子申父己”、卫簋铭“卫作父庚宝尊彝”，有官名者如小臣壶铭“小臣作父乙宝彝”。作器者私名、族名、器名和被祭对象具体者如陵罍铭：“陵作父日乙宝罍。单。”[1] 册命 册命制度最早见于西周初期，穆王时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册命这套仪式在青铜器铭文中已经成为一定的礼制。册命铭文的格式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西周晚期册命格式最为完备，除了上述基本部分外，还有记录王位、授册、宣命、受册等部分，在册命辞里还有命官、赏赐、勉励三个内容。[1] 训诰 春秋时期金文未见有纯粹的训诰词，战国时期仅见中山王鼎等器，西周时训诰才成为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格式。典型的训诰文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作器等部分。毛公鼎铭所记载的诰命，最后部分还有称扬辞和祝愿辞，但没有时间和地点。[1] 追孝 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尤其周人更多地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来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颂扬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表现祭祀祖先的热情。《诗·大雅·文王有声》上所说的“聿追来孝”，说的就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权。西周至春秋早期有很多的追孝铭文，但相当一部分是在册命、获赏作器铭文之后连缀上一段追孝辞和祈福辞。也有例外，单独为追孝作器的铭文，比如墙盘铭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颂扬周王朝诸先王和当代天子的功烈；后半部记述其祖考的业绩：高祖为微国君主，武王灭商后归周，始受周封，乙祖辅佐成康，受到重用，亚祖在周廷任要职，参与王的政务活动，父亲善法孝友，继承其祖辈事业；最后是自赞和求福之辞。[1] 约剂 约剂，即古代用作凭据的文书、契券。 《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8]”于是有所谓“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这些事情都是与个人和家族的财产权利有关的大事。“治民之约”是有关税收、贸易、讼事等内容；“治地之约”是有关土地的使用、拥有、分配和转移等内容。[1] 律令 律令是属于约剂的一种，但它是政府的法律条令，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兮甲盘铭记：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都有相应的规定。[1] 记事 记事类铭文数量最多、题材丰富、格式随便，有记功、获赏、从征、出使等，盛行于西周。[1] 符节 符、节、诏版 属于非彝器的铸铭有兵符、节、传、诏版等等。虎符是古代国君遣将调兵的信物；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证件；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1] 媵辞 青铜器中除礼器外，还有一部分充当陪嫁品的媵器，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当时诸侯大夫们往往通过联姻，来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另外，小国为求得大国的保护，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也往往采取这种形式，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辞格式简单，一般由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辞三部分组成。[1] 乐律 西周时期，乐律名称的内容被记载到部分钟上，如南宫乎钟铭有“兹钟名曰无敦（无射）钟”。宋代着录的楚王章钟有标音铭文“穆商”。最著名的要算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曾侯乙钟，其音律铭文可分为标音铭文和乐律铭文两部分，共2800余字。标音铭文，简称音铭，它标明了每钟所击鼓部和鼓侧的音名，如宫、商、角、征、羽、宫曾、羽曾等。乐律铭文就是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等国以及本国本地的各种律名、音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是研究我国先秦乐律和音乐史的重要材料。[1] 工名 物勒工名 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物勒工名的铭文格式常见的包括器主，铸造作坊的职官、工师、工匠，一少部分还有器物置放地点、容量和重量等情况。

铭”本是古代刻于金属器具和碑文上用以 叙述生平事迹的一些赞颂或警戒性的文字，多用于歌功颂德与昭申鉴戒。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体。由于这种文体独特的历史渊源，使这种文体具有篇制短小、文字简约、寓意深刻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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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简约“铭”是古代刻于金属器具和碑文上用以叙述生平事迹的一些赞颂或警戒性的文字、寓意深刻押韵，后成一种文体。篇制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