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让市场失意者有尊严地谋生

市场经济在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贫富差距，一个公正而有温度的社会，当然应对这些失意者施以援手，这就是社会救助。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才能而不是特权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创造合法的财富，从而致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市场也是残酷的，有竞争也就会有成败，成功者毕竟是少数，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市场幸运者可以富可敌国，但为生活奔波的中层阶层仍占多数，还有一些不幸处于劣势的失败者，他们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这些人被称市场失意者或社会贫穷者。市场经济在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贫富差距，一个公正而有温度的社会，当然应对这些失意者施以援手，这就是社会救助。

政府要让市场失意者有尊严地谋生

　　贫穷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如何精准实施救助，必定要一个定量的标准，也就是贫困线的划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莫莉·奥珊斯基创造性地提出，以食物成本决定生活成本，从而得出贫穷的定义。她主张食物支出应该约占家庭预算的1/3，也就是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即为贫困家庭。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这个数字也随之变化，到了2010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2162美元，全年每人每餐约花1.66美元。如果人们要在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取舍才能养家糊口，那么就已符合贫穷的定义。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恩格尔系数法也是划分贫困线的方法，这与奥珊斯基食物成本法相类似。1857年，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恩格尔在分析不同阶层的消费水平时，发现不论哪个阶层，普通消费品的比例类似，但是收入越高的家庭， 食品方面支出比例越低，减少的那部分食品支出都用于文教、卫生、娱乐，这无疑提高了生活水平。这种恩格尔系数也即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国际社会一般把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60%作为贫困线，得出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救助标准。
　　我国也参照这个方法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额救助标准。当然把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60%，用于确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与社会救助相关的贫困线，过于粗疏。因为至少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消费结构和物价水平实际上都会表现极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也会有极大的差异。即使在一国之内，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与人口密度等因素，不同的城市都会制定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去年以来，在四大直辖市和27个省会城市中，多数城市上调了城乡低保标准。其中，上海市的城乡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790元；北京为每人每月710元；而深圳市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800元，增长29%，增幅远高于全市生产总值增速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速。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划定为实施救助提供一个标准。当然，如何有效救助也是高效配置有限资源的关键所在。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何让贫困家庭渡过难关但又不让其产生依赖心，让其尽快自给自足脱贫致富才是救助目的。
　　因此，社会救助要破解的两难局面是，既要确实地帮助贫困家庭，也要考虑到激励问题。如果一对夫妇都失业的家庭仅靠救助就能生活得很好，甚至是其中一个人出去参加工作的家庭收入还不如不参加工作的境况，因为要缴税和额外的开支等，那么他们宁愿不外出工作。经济学家将此称为负所得税，即政府在一个人赚到额外收入时减少他的福利。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他们就没有动力去做一份低薪的工作。
　　那么，如何脱离这个贫穷陷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蒂莫西·泰勒认为，美国的做法是，逐步淘汰新近就业家庭的福利，让他们有一些动力去工作。另一项政策是薪资收入租税抵减，当低收入家庭赚钱时，给其额外的收入，以抵消政府撤回的其他福利，这样，随着收入的提高，福利也逐步退出了。总之，都是为了鼓励人们去工作。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提供实物帮助，如医疗补助保险和食物券。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也是变相的救助方式，一般家庭基本支出，如教育、医疗、交通、住房都是较大的支出，因此扩大公立学校，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交通，甚至是小区活动中心、公园等，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能免费或者较低的价格享受到这些公共服务，或许这样，能更好地解决社会救助两难问题，最终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从而在市场经济中有尊严地合法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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