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四大美女间谍

蒋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及军事家，中华民国陆军特级上将，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逝世于台湾台北的士林官邸。那么在民国时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四大美女间谍都 有谁呢？就让一起装修网的小编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四大美女间谍

沈安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抗战时期，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蒋介石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蒋介石身边十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38年初，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这位只有23岁的女孩就是沈安娜。原来，朱家骅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曾在他手下当速记员。但朱家骅并不知道，沈安娜其实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书时，结识了在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华明之。在华的动员下，正学速记的沈安娜考入浙江省政府做了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这次她来找老上司，是按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心脏。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须是党员才行呢!”沈随机应变说：“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便给沈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四大美女间谍

张露萍：出鞘利剑插在敌人心脏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被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起初，延安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和川军师长余安民的亲戚关系去做川军统战工作。余家英的到来，正合叶剑英的需要，叶剑英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此二人之前已组建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伺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是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央南方局对外办公地址)，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何人，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刚回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内部，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只说自己叫徐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她的亲戚，没有向特务吐露半点党的机密。戴笠一无所得。

“军统电台案”也使蒋介石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戴笠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能有多大能耐？却不想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1945年6月下旬，用尽种种手段，策反无果，军统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处决。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被逮捕，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揭秘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四大美女间谍

黄慕兰：被周恩来赞为“女诸葛”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鲜为人知的是，黄慕兰是第一个将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递给中央的人，使周恩来等得以及时转移，使当时的党中央机构避免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1931年6月22日下午，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师陈志皋与热恋之中的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便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

老同学相见，聊天的内容自然很随意。曹炳生感慨地说：“志皋兄，我哪有你这么清闲，陪女朋友出来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曹炳生坐了片刻，没聊几句，就站起来说：“我要走了，当局马上要派人来巡捕房，办理引渡手续。”说罢，向黄慕兰笑了笑摆摆手，便匆匆离去，消失在人海里。

言者无意，听着有心。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黄慕兰一直低着头，喝着咖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脑子里却在紧张地思索着：50多岁的湖北人，他会是谁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不一会儿，潘汉年就走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话一出口，黄慕兰自己也吓了一跳。

“对，是他。”潘汉年站了起来：“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就跑了出去。

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住进了四马路上的都城旅馆。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了。

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确实是向忠发。自从1931年4月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以后，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经中央决定，担任总书记一职的向忠发要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工作，为了安全，临走以前周恩来特别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时一再关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过夜。谁知6月21日夜里，向忠发从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来，到姘妇杨秀贞处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顺风车行要车，被人认了出来，刚抓到巡捕房就扛不住了，做了可耻的叛徒。

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红队的队员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当晚，只见一队特务，押了一个人用钥匙打开了他的寓所搜查——周恩来的住所只有三把钥匙，除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发的手里——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黄慕兰的机警报信后化解了。

此外，黄慕兰还曾智救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关向应和成功反击“伍豪脱党”谣言。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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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身背“汉奸”骂名的忠诚战士

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江苏省伪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绣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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